《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首購和訂購管理辦法》和《政府采購進口產品管理辦法》的出臺，給國內自主創新企業帶來了新的動力。不過，最為關注這兩個辦法的莫過于軟件企業，因為相對弱勢的自主軟件更加期待政府采購的支持。

　　誰受政策扶持

　　從2003年提出國產軟件扶持這個概念以來，怎么界定國貨就是一個大問題，這次也不例外，財政部這次認定自主創新產品的標準是：“屬于國家認定的自主創新產品;符合國民經濟發展要求，代表先進技術發展方向;生產和制造供應商是在中國境內具有中國法人資格的企業、事業單位。”

　　對于這個標準，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認為，這個標準還是比較原則性的，但不如國外的明確，例如美國在加入GPA之前，美國國會于1933年通過了《購買美國產品法》，要求聯邦政府采購要購買本國產品，即在美國生產的、增值達到50%以上的產品，進口件組裝的不算本國產品。

　　聯想的“安全門”事件表明，美國對于是否“美國產品”的尺度掌握是很嚴格的，盡管聯想微機是在美國生產出來的，但美國并不認為它是“美國產品 ”。由于中國沒有相應的《購買中國產品法》，對于什么是“中國產品”現在還沒有明確規定，因此不能保證在實施過程中，將某些非“中國產品”當成中國的“自主創新產品”。

　　金蝶中間件總經理蔡軍認為，僅是具有中國法人資格的企業、事業單位還不夠，應該有一些更細的限制：比如企業、事業單位的出資人是誰。

　　北京軟件產業促進中心副主任肖瀾認為，軟件產品的核心價值是其源代碼和著作權，軟件所有的功能都是構建在源代碼之上。因此中國的界定就以源代碼和著作權為基礎，要求自主創新產品必須有國內的著作權。

　　對進口產品進行審核管理

　　新政策不僅規定了對國貨的支持，還嚴格限制了對進口產品的采購，規定“采購人因產品的一致性或者服務配套要求，需要繼續從原供應商處添購原有采購項目的，不需要重新審核，但添購資金總額不超過原合同采購金額的10%。

　　對此，倪光南院士認為，這對于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入有一定作用，但這“10%”的條款是否會被隨意進口所利用，目前還不清楚。所以最重要的是對于進口要“實行審核管理”。只有通過審核管理，才能判定究竟某項進口是否屬于“需要繼續從原供應商處添購原有采購項目”，可以適用“10%”的條款，否則有可能借這“10%”的條款逃避審核管理。[SPAN]

　　另外，軟件產品的特殊性質， “進口”的形式與傳統產品很不相同。例如，僅2006年我國四家PC廠商就和微軟公司簽署了高達17億美元的Windows預裝合同，由于Windows 是“美國產品”，所以中國PC廠商預裝的這些Windows軟件應當是“進口”軟件，但是它并不通過海關進口，而是由中國廠商根據“母盤”自己在PC上選擇安裝。軟件的進口方式除了“預裝”外，還可以通過互聯網下載，這些方式的“進口”都沒有通過海關。所以對于“進口”軟件也缺乏嚴格的界定。譬如采購人購買一臺PC，里面就有操作系統，買一個電子政務系統里面也有軟件，有時候中標的是國內企業，采購人采購的卻是國外軟件。

　　“不合理要求”待細化

　　新規定除了限制進口產品的采購以外，還從招標的角度體現了對國貨的保護：“不得以不合理的要求排斥和限制任何潛在的本國供應商。”

　　但是蔡軍卻覺得這個規定有些空泛，應該寫清楚什么指標是不合理的，比如直接在標書中指定國外品牌，或者在標書中寫入國外產品獨有的、但不實用的、技術特性、服務標準等等。

　　超圖公司總經理王康弘提出了另一個問題，那就是，軟件企業并非直接參與政府采購，而是通過與其他廠商合作，把自己的產品附著在別人的方案賣給政府，在這種情況下，軟件企業連潛在供應商都不是，就算標書中有歧視軟件廠商的成份也無話可說。

　　還有一種情況是采購人臨時變卦，明明有國產軟件的項目已經中標，但是卻要求中標供應商更換項目中的國產軟件，結果中標供應商不愿意得罪采購人，只有把國貨換掉。遇見這種情況，軟件廠商往往連投訴的資格都沒有，因為他們沒有參加投標。

　　這次兩個辦法規定：“雙方當事人依法變更首購、訂購合同條款或者簽訂補充合同的，采購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購代理機構應當將變更后的合同、補充合同副本以及變更、補充合同的理由報同級財政部門和有關部門備案。”

　　這一點軟件廠商覺得很難接受。招標結果是專家評標產生的，必然是價格和性能最佳的選擇，采購人根本就不應該改動。因為一改價格和性能就變了，不僅令政府受到損失，也對其他落標的供應商不公平，因此王康弘認為，除非二次招標，否則不能隨意更改招標結果。